我叫高雅萍，1955年生人，是北京客车总厂的退休职工。六年前我曾是一名顽固的“法轮功”学员，现是北京正义路社区专职工作者。

　　2001年5月22日，是我人生最难忘的日子。这一天是我走进法制学习班的第五天，经过领导和帮教人员的努力，我终于从邪教的深渊中被拽了出来。短短五天时间里，李洪志从我心中的“佛”变成了骗子，帮教人员从我的“敌人”变成了亲人。我又回到了人间，回到了家。何等艰难的思想转变过程啊！一个被转化的学员说：“用脱胎换骨都无法形容我们当时的心情，要用死而复生才恰当！”

　　我是1996年4月开始学练“法轮功”的，一本《转法轮》我读了五年，如获至宝。1999年7月22日，中国政府宣布了取缔“法轮功”的决定。我的抵触情绪极大，上班时间还看《转法轮》，违法劳动纪律，厂里给我开除厂籍留厂察看处分，我不屑一顾，反而更高兴，认为是师傅考验我。1999年10月，我参加非法聚集活动被拘留。2001年4月，因我在家中供拜李洪志的画像，再次被拘留，但我仍不醒悟。可见痴迷到什么程度！

    一些“法轮功”痴迷者为了维护李洪志的尊严，为了实现自己的“天国梦”，从扔下父母儿女到亲手杀害父母儿女；从自焚、自杀到杀伤他人。无数血淋淋的事实告诉我们：邪教就是邪教，它不是谁定的，也不是谁说了算的，是无数事实证实的。私欲无休止的膨胀，从地到了天，变异了思想，扭曲了人生，倒行逆施、转善为恶。我们在“法轮功”邪教里走到了尽头，损失太大了，教训太深刻了。

    在我从转化班毕业回家的第一个晚上，一共接了8个电话，有指责的、有规劝的、有约我见面要传递非法资料的。当以前的一个功友约我见面要给我送材料时，我答应了，随即给派出所打电话，配合公安部门将她送进了转化班。当她从劳教所打电话告诉我她也转化了的消息时，我感到很欣慰。她的转化，更坚定了我全身心地投入做转化工作的信心和决心。

    在做转化工作中，我清楚地意识到，挽救学员和他们的家庭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，同“法轮功”的斗争是一项艰苦、细致的工作，是意识形态领域里正义与邪恶的较量。我以自己的现身说法与其他帮教人员密切配合，依靠政府营造的良好环境，努力工作。那段时间，我到处做工作，在转化班，在学员家，只要他们不轰我，我就主动去帮助他们，先后教育转化了几十名“法轮功”练习者。记得有一天晚上，我和我爱人一起去一个学员家，她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。一进门看见她捧着一本都翻烂了的《转法轮》在看，看见我们，她艰难地站起来。我看她的状态很不好，就问她，她不肯说。她老伴说：“你让人家看看你的腿。”我说：“腿怎么了，让我们看看。”她不让看，对我说：“我业力太大了，消了几个月也消不完，是不是师傅不管我了。”我执意要看她的腿，她才慢慢卷起裤腿，露出脓血模糊的一片。我惊讶极了，腿的皮肤烂了三分之二。她老伴说：“你看看就这样，谁让她上医院她也不去，孩子们急得直哭，好话说尽她就是不去，就让她去死吧！”眼前的事实又一次深深地教育了我，“法轮功”真是在残害生命。我用强硬的口吻对她说：“你明天必须去医院，如果你死了，就是给李洪志加了一条罪状。”事实上，她不死，“法轮功”这条罪状能免吗？第二天，我得知她住院了。一个多月以后，老太太痊愈出院，我才去帮她解决她头脑中根深蒂固的问题，事实已经教育了她，使她转化得很顺利。

    2003年3月，社区招聘工作者，我积极报名应招。面试的时候，我毫不回避自己过去的那段经历。面对考官我坦诚地说：“我遗憾的就是我曾经是一名‘法轮功’练习者，由于想祛病健身，不留神走进了邪教，直至走进了拘留所都不能醒悟，而我最庆幸的是党和政府给了我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。”我感谢“法轮功”的教训让我刻骨铭心，是“法轮功”暴露了我们这些人的自私与贪婪。当我放弃这一切的时候，真正有重获新生的感觉。我应该用我的经历教育转化更多的人。

    2003年4月，无情的“非典”袭击了北京，我作为一名实习的社区工作者，同社区主任一同站在了预防“非典”的第一线，冒着随时被传染的可能，坚持每天背着十几斤重的药水，走家串户消毒打药，在大家共同努力下，社区没有一例“非典”病人。

    2003年5月21日，我同社区12名同志一起，经社区居民代表投票，当选为社区专职工作者，开始分管社区文体、青少年教育兼市民学校的副校长。后来，又分管劳动、就业等工作，为失业人员、下岗人员、求职人员服务。通过三年的社区专职工作，我的思想有了新的提高，使我对社会有了新的认识，能用辨证的思维看待和处理一些事情，对巩固我的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。社区的换届工作就要开始了，不论是否当选，我还要努力学习，勤奋工作，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观，远离邪教，用科学的思想武装头脑，提高自身政治素质，为和谐社区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。（来源：凯风网   略有删节）

    明镜网 2006年9月25日